一、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系统构建
作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基础理论之一，新闻传播理论正在经历着从概念到理论再到方法的全面转型。从历史上来看，新闻传播理论聚焦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专业化实践，从而形成了比较垂直而系统的学科化理论体系。随着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进程的深入，新闻传播在社会信息流量池中的比例逐渐缩小，内涵更广的信息传播兴起为新的理论范畴，基于信息传播的媒介化生存社会正在形成。与此同时，加速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创造着人类社会传播与交往的无限可能，为处于媒介化社会的人们提供了多元的生活空间和个性化的生存方式。在信息传播技术革命重构人类社会传播生态的背景下，在全球互联互通从线下向线上系统转移的过程中，传统新闻传播理论对当下和未来的信息传播和媒介生态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难以给予有效解释和回应。新闻传播理论转型为信息传播理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变得日益显著。面向未来社会的信息传播理论将成为全媒体背景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新理论范式。本文试图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四个维度探索这一理论范式的构建路径。
（一）本体论
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聚焦从融合媒体到智能媒体再到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的历史进程，其研究对象要超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二元划分，关注人类社会传播从传播小众到传播大众，到大众传播再到如今的个性化传播的大转型。信息传播理论不再以媒介作为学科边界，而是以媒介作为环境，以媒介化作为学科理论范式转型的切入点。在这个意义上，融合媒体以及未来的智能媒体不仅是传统新闻传播理论话语中的媒介或中介，而且是信息基础设施和社会的操作系统，技术融合、人人融合、媒介与社会融合是其本质特征。[1]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是这个操作系统的主要构成部分，可计算性或可编程性是这个基础设施的技术特征，从而驱动着一个个性化传播时代的到来。因此，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需要首先瞄准这一新技术生态，关注信息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对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的系统性影响，尤其是对传播内容边界的拓展。在这个新生态中，新闻仅仅是信息的一个构成部分，更泛化和更多元的信息将主宰人们的移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生活。
（二）认识论
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需要立足科技思维，超越单一的技术工具主义，将技术作为理论和环境。虽然早在大众媒体时代之初，技术的向度就以机械复制时代[2]的隐喻定义着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的到来，也以无远弗届的想象加持着一个全球化电子帝国的形成。然而，高速移动互联网在全球兴起却将人类社会的媒介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信息传播技术对社会信息系统的重构也在加速进行。第一，技术作为理论应成为信息传播理论范式搭建的重要支点。这并不仅仅是对技术重要性的认知，更是对以技术为核心研究对象的相关理论的全面融合。技术哲学、网络空间安全、基础设施和平台化研究等相关理论可以用来创新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为构建信息传播理论的新范式而服务。[3]第二，技术作为环境是媒介化社会的主要表征。曾经内嵌在社会逻辑中的技术力量开始全面主导社会进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技术逻辑的中心化和弥散化是主要特征。社会正在被技术所重构，技术突破“迷思”[4]，开始全面渗透进日常生活。在过往的新闻传播理论中，技术往往被视为第二位的或者派生性的存在，也经常被放置于“技术决定论”的批判性话语中。然而，如今的信息传播技术已经超越了工具角色，成为社会的底层架构和操作系统。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技术环境的基础性作用，将技术逻辑和技术文化内化到研究的设计中，融合到信息传播理论的创新话语里。
（三）价值论
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需要因应新的技术趋势和内容生态，确立新的价值基点，并积极回应以科技较量和文化比拼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传播新问题。长期以来，面对以媒体融合和媒体走出去为特征的中国传媒变革，基于效果和媒介体制研究与判断而衍生的传统新闻传播理论，其服务面向和理论创新的价值旨趣一直游离不定，没有有效聚焦。一方面，这源于引入的西方传播理论的不适用性，及其对丰富而多样的中国传播实践的解释力和引导力的匮乏；另一方面，则是理论研究对实践领域的有意或无意的遮蔽，导致了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的严重脱钩，从而加剧了学界和业界的认知隔阂。因此，信息传播理论新范式的构建迫切需要确立三个新的价值基点：第一，全面把握全球范围内有关信息传播的基础理论脉络和前沿创新路径，找寻中外学界关于信息传播研究的对话合作基础，尤其是在信息传播科技领域达成更多共识，形成创新合力；第二，充分理解世界文化多样性及其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立足自身文化传统、话语体系和实践基础，推动信息传播理论的本土化创新，比如围绕中国传媒制度和传播实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中国传媒学派；第三，深刻认识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不仅要服务于以媒体深度融合为核心的中国传媒改革和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而且要参与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和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等国家战略，并最终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质而言之，在价值论层面，构建信息传播理论新范式需要树立国家站位、拓宽全球视野、包容多元文化、扎根本土实践。
（四）方法论
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强调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尤其是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问题。面对庞大的社会数据集和以量子计算为代表的新科技，传统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正变得黯然失色，并尝试着进行自我革命。近几年来，曾经泾渭分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解释学方法论和批判的方法论正在走向深度整合，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独立性变得不再显著。基于样本的统计分析正在走向大数据方法，曾经活跃在线下的民族志方法正在走向线上和经历数据化，多种方法结合使用将成为信息传播理论研究的常态，借助技术的力量实现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的双重拓展。以计算传播学为代表的基于方法论创新驱动的理论创新正在呈现出爆发增长的趋势，传统新闻传播学走出长久以来的“内卷化”[5]态势的历史机遇正摆在面前。然而，上述的局部性创新和拓展仍然无法回应一个媒介与社会加速一体同构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搭建亟需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系统应用。
事实上，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本身就是跨学科的产物，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从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系统科学、通信科学等学科汲取养料，最终形成了建制化的学科体系。然而，随着信息传播技术革命和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进程的加速，新闻传播理论面临创新乏力、解释力不足的发展瓶颈，更无法有效指导全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在新文科建设赋能学科融合的背景下，我们要意识到新闻传播学术史上的跨学科大多是在传统文科体系之内，而新文科建设则要求突破这一传统文科边界，将文科和工科的相关知识创新集纳在一起，系统回应媒介化社会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也能够助力于搭建中西之间理论沟通的新桥梁。这是系统构建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时代背景和逻辑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