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处在一个媒介与社会加速一体同构、跨学科知识创新的新时代，需要即刻出发。新文科建设恰恰兴起于这一学科边界消弭、技术再造传播的新语境中。新文科的本质内涵是高等教育在面对新科技、新媒介和新平台所引发的社会新现象、新问题和新变化时的一次认知重启，是为了进一步理解当下社会并把握人类发展趋势所进行的跨界思考与专业生态重构，要坚持“人文为体，科技为用，艺术为法”，推进交叉学科融合发展。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技术强权对思维模式和教育方式的系统性革新，融合驱动与交叉创新是其动力特征，重大的知识创新将会更多出现在交叉学科领域。
新文科建设要求我们尽快实现新闻传播理论向信息传播理论的全面转型，为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创新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国际传播人才具备优秀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以满足建设全媒体对外传播格局建设的需要。虚实社会同构的趋势呼吁国际传播人才再造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从专业精神、数字素养、家国情怀等方面提升社会关怀水平。除此之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也是一个社会工程，需要大学联合各类社会力量共同打造一个开放、立体、多元的创新教育和实践平台。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
本文原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注释：
[1]廖祥忠：《从媒体融合到融合媒体：电视人的抉择与进路》，《现代传播》，2020年第1期，第5页。
[2]［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
[3]技术哲学，聚焦于对技术的社会进程的解构，分析技术本身的政治和文化倾向，将有助于新闻传播理论突破单一的技术客观性迷思，思考技术的生产性和建构性作用；网络空间安全，致力于研究网络空间内的信息安全问题、技术解决方案和治理体系创新，将有助于新闻传播理论进入更加复杂和跨学科的互联网研究场域，拓宽对技术问题的认知；基础设施和平台化研究，关注信息传播技术的基础设施化和大型互联网公司主导全球数字平台的趋势，致力于从文理结合的角度，研究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的新特征，以及相应的组织、制度和政策问题，将有助于信息传播理论更好地与传播生态的变革相绑定。
[4]Vincent Mosco.The Digital Sublime:Myth,Power,and Cyberspace.The MIT Press,2004.
[5]李金铨：《关于传播学的新思考》，载洪浚浩主编：《传播学新趋势》，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6]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0-09/26/content_5547310.htm(查阅时间：2020年11月5日）
[7]Sabine Mckinnon,What i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https://www.gcu.ac.uk/media/gcalwebv2/the university/centresprojects/globalperspectives/Definition_of_Intercultural_competence.pdf(查阅日期：2020年11月3日）
[8]8.4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https://open.lib.umn.edu/communication/chapter/8-4-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competence/(查阅时间：2020年11月6日）
[9]Brain H.Spitaberg,A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in Larry A.Samovar & Richard E. Porter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A Reader,Wadsworth,1997. p.388.
[10]姜飞、姬德强：《发展中的中国国际传播思想及其世界意义》，《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11期，第70页。
[11]李怀亮：《从全球化时代到全球共同体时代》，《现代传播》，2020年第6期，第1页。
[12]史安斌、童桐：《世界主义视域下的平台化思维：后疫情时代外宣媒体的纾困与升维》，《对外传播》，2020年第9期，第4页。
[13]龙小农：《知识生产者：记者社会角色的另一种想象》，《现代传播》，2018年第8期，第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