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益多师，哲学为体
Q 张金尧（以下简称“张”）：您曾经说有幸亲蒙陈荒煤、朱寨、钟惦棐、王元化等大家之提掖，这些学界先贤对您的学术历程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仲呈祥（以下简称“仲”）：改革开放初期我来到北京，学术上还未登堂奥。我转益多师，诸先生有教无类。我曾说，引我入文学评论之门者，陈荒煤、朱寨师也；导我进电影研究殿堂者，钟惦棐师也；而教我悟出“思辨”“反思”之妙者，王元化师也。几位先生之中，朱寨先生对我最重大的启示是，为学为人，当自强不息，老老实实做学问。钟惦棐先生的电影美学成就，可谓空谷足音。他总是从涵养民族精神、提升民族素养上来思考电影文化活动，使受众的审美鉴赏修养朝着更高层次发展。王元化先生教诲我学哲学、用哲学，教我学会披辩证法之甲胄、操马克思主义枪法，他常以马克思名言“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告诫我，促使我对纷繁复杂的文艺创作的一些“热”现象进行“冷”思考。这几位先生对文艺事业之忠诚、对文艺见解之深刻、对文艺建设之影响我至今难以望其项背。哲人已逝，我当自认标杆，方能报提携教诲之恩。
Q 张：您在从事影视研究之前跟随陈荒煤、朱寨先生学文学、修文史，这些经历对您后来影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仲：应该说，师从陈荒煤、朱寨先生学习文学对我一生的学术生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后来主要研究方向是影视艺术、舞台艺术，但是我跟随朱寨先生编纂《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而获得的文学滋养是我日后研究影视艺术、舞台艺术的重要养分。比如，我在1983年出版的《新中国文学纪事和重要著作年表》，就是当时在朱寨先生影响下对“十七年文学”梳理、甄别的成果，应该说是现在研究“1949—1966”文学史比较重要的参考史料。我在这本书中将电影、电视剧、戏剧的纪事和评论著作归入文学之中，不但是对这些新兴文艺形态的史料收集，也是对影视剧文学属性的直接回答。钟惦棐先生作为电影美学大家，为了强调电影独特的语言特性，提出“电影与戏剧离婚”的命题，却从未把影视与文学孤立开来。当然，影视艺术是有别于文学的、诉诸视听的一门叙事艺术。自2011年起，艺术学已从文学的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正式成为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相应地，“戏剧影视学”则升格为艺术学门类下设的一级学科。但是，我始终强调，影视剧发展离不开文学这根“拐杖”。虽然影视艺术之视听语言与文学之文字语言，前者重具象，后者重意境，二者创作美学和接受美学可谓大相径庭。但不可否认，在所有非文学的艺术门类中，影视剧因其叙事性离文学最近，其他艺术门类，如美术、好用的足球竞彩app、舞蹈、雕塑、建筑等则离文学性距离较远，但均离不开文学修养之母体。可以说，剧本乃一剧之本，影视剧本就是文学作品。只有尊重艺术规律，增强文学修养，影视剧本创作者才能真正创作出优秀的剧本，影视艺术拍摄者才能领会剧作家的诗意神韵，从而实现以文学语言到视听语言的转化。
毛泽东同志曾经有三句箴言：读点哲学，读点历史，读点鲁迅。习近平同志在视察北京大学时曾精辟地指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离不开哲学精神的指引，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离不开文学力量的推动。这“三个离不开”与毛泽东同志的观点一脉相承，虽然这里的“鲁迅”与“文学”可以理解为广义的艺术，但也凸显出文学在各种文艺形式引领社会进步中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直至今天，师从陈荒煤、朱寨先生学文学、修文史的点点滴滴仍旧历历在目，在日后几十载的研究生涯中，我在探索影视独有特性的同时始终不敢忘却文学这一影视艺术之“母体”。
Q 张：您曾撰文称钟惦棐先生“千古文章，一生磊落”“松竹梅品格皆备，才学识集于一身”，并说成为钟先生的学术助手，伴他度过一生中的最后几年是一件幸事。具体有哪些事情令您人生受益、终身难忘呢？
仲：跟随钟惦棐先生学习和工作，令我获益匪浅。尤其是先生晚年那炉火纯青的学术见解，开放发散的思维狂飙，独具一格的文辞风采，光明磊落的品节人格，可谓垂诸后世，光照千秋。在此，我只谈一件小事，足以令人敬佩。先生在1983年为《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二集》作有《小传》，我曾自作主张地在《小传》的“现任”之后，按实际情况加上了“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的职衔，谁知道这竟惹恼了先生。他沉下脸来，一字一顿地命令我：“划掉！”我颇感委屈地辩解道：“小传是要写明职衔嘛！”他接过笔，果断地划掉了我加上的职衔，语气和缓但很严肃地说：“文学不是官学。这类小传，读者要了解的是作者的主要经历和作品，而不是官衔！记住，巴金说得好：作家是靠作品活着的。”
先生为文，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不少与他打交道的报刊编辑，对他都是既敬且“畏”——怕他总是在行将付印的校样上大删大改。哪怕是明晨就要见报，先生今晚也可能毫不留情地在大样上刀劈斧削，“害得”编辑们手忙脚乱，陷入“困境”。他的逻辑是：我只能对文章负责，对读者负责，至于给编辑带来的麻烦，就只好表示歉意了。我曾经为他抄誊一篇为《中国西部文艺论文集》而做的《序》，初稿万余言，二稿改成6000字，定稿仅得数百字，足见匠心之至。
我曾尝试写过一些纪念钟惦棐先生的文章，认为即使是用几万字写清楚并写完整钟惦棐先生的生平著述也绝非易事，更何况是现在这个简短的交流。以我的管窥之见，他的电影美学贯穿着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把握“大势”，密切注意整个时代和整个社会的政治、哲学、经济思潮的发展演进，并注重考察和揭示这些思潮与整个文艺思潮、电影美学思潮的内在联系；
第二，接通“地气”，密切联系电影创作和电影评论的实际，透过银幕形象的美学分析和历史分析，注入自己多年来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与思考，并升腾到哲学高度予以归纳；
第三，高度重视电影这种现代化传播媒介的群众性。在我记忆中，先生说过，“我们的电影应当有美好的引人入胜的情节，寓教于乐，所谓‘非情节化’、‘非戏剧化’以及‘现代电影观念’等等，并不等于不讲情节，不讲戏剧性，不讲电影手法”，创新的学说和理论都“应当加以研究”，但这种研究“不能脱离人民的审美要求，应以最佳的表现手段，求得最佳的映出效果”；
第四，主张在开放中研究电影美学，“电影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艺术，我们绝不可以闭目塞听，固步自封”“应该使别人的成就为我所用，而不是‘随风飘去’”。运用他的上述美学主张来审视当下的影视创作，在许多方面都能体现他的学理预测是多么高明！现实中一些“温吞水”、无戏剧性、不关群众痛痒的电影就恰恰是当年先生所担忧的。
Q 张：您常说，“哲学管总，哲学通则一通百通”，哲学在诸多学科研究中处于统摄地位。您运用辩证法思维解读文艺现象，是否与王元化及其他先生在哲学方面对您的启迪有关？
仲：王元化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可谓新中国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之一。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他的学术造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辩证思维，这种思维对我也极具启示价值。王先生针对中国电影讲的一段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产品(电影)，如果像股市上的股票一样，通过炒作来求得升值，那便是这个国家文化的悲哀。”这段论述，实际上与马克思“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请注意：马克思在此讲的是“资本生产”而非“资本主义生产”，两者是不可以替换的！)的论断相表里。的确，审美活动的最佳境界是什么？无论是西方的毕达格拉斯开始到黑格尔，还是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当代朱光潜、宗白华先生等，无一例外都认为审美的最佳境界是三个字：超功利。一个要利润的最大化，一个要超功利。没有如王元化先生的清醒认识，而“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码洋”“唯点击率”是举，自然会陷入“审美的悲哀”“文化的悲哀”。
跟随诸先生学哲学，促使我用辩证法来思考一些重要的文艺现象。我认为文艺创作出现的一些偏差，主要根源还是哲学特别是辩证法没有过关。40年来，文艺创作总是从过去一度把艺术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极端，又走向把艺术笼统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流行过的“题材决定论”的极端，走向淡化乃至抹杀主旋律的“题材无差别论”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盛行的“高大全”式的伪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又走向“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非英雄主义”创作时尚；从过去一度泛滥的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极端，又走向把唯美主义 、形式主义当作创作的最高美学追求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忽视受众视听感官的愉悦快感的极端，又走向误把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快感当成精神上的美感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把“人性”“人道主义”列为创作禁区的极端，又走向生搬硬套资产阶级人性论、甚至以呈现“人性恶深度”为“审丑” 能事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极端，走向违背历史唯物史观、赞美帝王将相历史作用和把才子佳人当成审美表现的主要对象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混淆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界限的极端，又走向随意解构历史、戏说历史、消费历史、杜撰历史的另一极端 …… 忽“左”忽右，忽东忽西，凡此种种，深层原因就是哲理思维的钝化、辩证思维的缺失。
所以我从实践中深知：欲通艺术学，文学是基础，离开了宏阔的人文背景的滋养和主体健全审美神经的锻造，搞艺术是难成气候的，而哲理思维上陷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搞文艺理论更是难成气候的。我们需要吸取借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协和万邦”“执其两端取法乎中”等兼容并包、辩证和谐的思维营养，从哲学层面上彻底摒弃孤立、静止、僵化思维方式，代之以全面、辩证、发展的思维方式，从而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按美的规律和方式”进行艺术创作与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