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思想铸就新辉煌
Q 张：您是如何理解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的论述的思想基础与学理内涵的？
仲：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宏观进行把握。第一，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是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 第二，这是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毛泽东文艺思想基础上，与时倶进地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第三，这些思想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熔铸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和继承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进程，植根于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伟大实践。第四，这些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伟大斗争中产生形成的，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的历史性变革中产生形成的，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实践品格。
Q 张：请问为什么说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的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治国理政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关于文艺的重要指示十分完整、科学。如果说，集中体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高成果，那么，集中体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8·19”讲话、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10·15”讲话和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就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毛泽东文艺思想基础上，与时倶进地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
我有一个判断，那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文艺思想有两次历史性的伟大转变。第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全党实现了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的新情势下，及时提出不要再让文艺为“临时的、具体的、当前的政治”服务，提出了“二为”方向，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强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离不开艺术，艺术更离不开人民。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种转变的历史背景是十年动乱致使文艺创作停滞不前，文艺完全沦为“政治图解”的工具，在创作法上被“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三突出” 完全占据而成为了文化专制的“金科玉律”，甚至被“四人帮”定为“无产阶级创作的重要原则”。这就违背了文艺创作规律，使文艺完全沦为政治附庸而无审美追求可言。邓小平同志就是基于这一历史积弊，及时匡正了文艺发展路线，指明了国家文化航向。但邓小平作为辩证法大师，敏锐地洞察到可能有人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他又说：“这样讲不是减轻了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反而是加重了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因为归根到底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这就是党的文艺思想的第一次重大调整。
党的文艺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调整就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及时提出了以“三精”即“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取代“三性”即“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艺术评价标准。这是洞察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暴露了片面迎合市场需求强调“观赏性”、盲目追求“观赏性”而造成文艺创作的审美滑坡、精神滑坡、文化滑坡的严峻现实而及时提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既有商品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习近平同志石破天惊地告诫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不能做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染铜臭”，这些论述一针见血，切中时弊。当前，确实出现了一股电影唯票房、电视剧唯收视率、出版物唯码洋、互联网唯点击率的文艺政绩观。毋庸置疑，只问经济效益、不问社会效益是背离人民利益的。
Q 张：请您再谈谈这些思想还有哪些现实针对性？
仲：40年来，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文艺创作成果丰硕，但不可否认的是文艺创作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论述就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匡正一些不良倾向的理论武器。
一是匡正文艺创作有过度娱乐化创作倾向的理论武器。当今中国，人民丰衣足食，出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些“只让人笑”而不让人深思的文艺作品泛滥。“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当前在一些文艺创作领域确实出现了娱乐化倾向。一些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创作中一味迁就一些受众的感官生理快感需求。对此，习近平同志讲得好：“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 “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确实，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时代，影视艺术成了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辐射面最广、受众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形式。自上世纪末以来，影视艺术理论出现了“三性统一”的论调，即强调“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批评标准。其中“观赏性”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电影界那股“娱乐片本体论”的思潮背景下提出来的，是支撑“娱乐本体论”的一种说法。在“娱乐片热”中，有关报刊反复强调和提出了一个新的带有导向性的口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这固然对于那种一味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忽视大众审美需求的贵族艺术是一种匡正。但是，究竟应当如何科学认识“观赏性”、清醒追求“观赏性”，确实还是一个值得辨析的课题。所以我在30年前就撰文批驳了电影“娱乐片”类型划分，也一直在提要正确认识“观赏性”。因为“观赏性”这一概念，其抽象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性、艺术性”不是同一范畴的。前者的逻辑起点是受众的接受效应，属接受美学范畴；而后者的逻辑起点是文艺作品自身的品格，思想性即内容，是作品的历史品格，艺术性即形式，是作品的美学品格，属创作美学范畴。而语言学和逻辑学明确规定：只有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的概念，才能在一定范畴里推理，从而保证判断的科学性。所谓没有质的相同性便没有量的可比性即是。说“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与说“男人女人农民三统一”一样，思维是混乱的，判断是不科学的，让人误解有一种自立于艺术性之外的观赏性，从而去盲目追求不讲艺术性的凶杀、打斗、床上戏等观赏性，造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创作的审美滑坡、精神滑坡、文化滑坡。理论思维失之毫厘，造成创作实践谬之千里。此种教训，极为深刻。现在泛滥于银幕上的凶杀、打斗、床上戏，恰恰正是习近平同志 2014 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批评的误把低俗当通俗、把欲望当希望、把单纯的感官刺激当精神美感。其实，“艺术性”的题中之意，便含有靠作品自身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把受众吸引、感染、提升起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里提出要坚持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艺术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文艺评价标准的重大调整。
二是匡正文艺创作脱离人民倾向的理论武器。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大众的文化”观点，在稍后 1942 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月2日“引言”中升华为“立场问题”，在5月23日的“结论”中列为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明确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可以说，“为什么人”的问题统领了毛泽东思想整个文艺观。此后，改革开放40年来，邓小平同志“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江泽民同志“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文化观、胡锦涛同志“以人为本”的文化观无一例外地将文艺创作源泉、服务对象、成果归属等都统一于“人民性”之中。习近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建设特别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指示和全面阐述，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重要思想，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人民性”。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句话，离开了人民，文艺作品就没有价值和意义。这一思想延续了“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脉相承，并成为新时代文艺航程的指南。
三是匡正文艺创作脱离中华美学精神倾向的理论武器。2014 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在这里，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是讲审美思维特征，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是讲审美表现方式，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是讲审美存在形态。知、情、意、行相统一是针对西方美学一般讲知、情、意三者相统一而突出中华美学重“行”，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知行合一相一致。中华美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独特而丰富的中华美学精神。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才能对中华美学充满自信，进而传承并弘扬好中华美学精神。“天人合一”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哲学思想、美学理论和精神，与西方的重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美学理论和精神，尤其是那种演绎推理逻辑和科学实证品格相较，显然具有鲜明的民族思维与民族学理标识，是中华哲学和中华美学对人类哲学和美学的独特贡献。我们应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彰显中华美学精神，善于以中华哲学之优长补西方哲学之短板，学习借鉴西方哲学之优长补中华哲学之短板，兼容整合，创建既有鲜明民族特色又有鲜明时代精神的中西方哲学互补生辉的21世纪人类哲学。
Q 张：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学习和理解习近平同志提倡需要传承与弘扬的“中华美学精神”？
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 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文化建设的理论阐述中将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命题正式提出来，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尚属第一次。
理解习近平同志提倡传承与弘扬的中华美学精神，不妨就从人类思之能及的宏大视野中即中华美学精神的宇宙观、社会观、文艺观这三个层面来思考。一是就宇宙观而言的与中华哲学契合的天人合一和谐包容理念。追溯中华美学精神的源头，当为公元前人类轴心时期的老子、孔子和庄子，是他们开了把文艺求美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宇宙自然、人伦道德的大视野中加以审视观照的先河。此后，改朝换代，艺术实践日益多样，审美形式不断丰富，但都概莫能外地延续丰富发展了老子、孔子、庄子开创的美学传统。及至近代，梁启超、王国维等更是把中华美学强调为以生命意识和诗情画意去观照自然体悟人生，将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的精神发扬光大，进一步从人生与艺术的关系上阐释中华美学精神的独特魅力。二是就社会观而言，既入世又出世的人间情怀。与西方古典美学重科学实证、信宗教天堂迥异，中华美学主张接地气、重民本、通人心，主张在现实的人间情怀中体味精神美感。从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旷达，到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再到庄子“物我两忘”的逍遥，一以贯之，都是一种入世与出世的交融统一，是一种对生命信仰的坚守与情怀，是一种真善美融会贯通的人生情致与审美旨趣。这无疑对提升当代人的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质、涵养审美能力和鉴赏修养提供了宝贵的美学资源。三是就文艺审美观而言的营造意象、追求意境的诗性写意品格。老子主张悟“道”始美,追求对形而下的体认基础上的对形而上的妙悟,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澄怀味象”是也。强调写意的中华美学精神孕育出包括情、趣、境、气、味、韵、品等一系列具有民族学理和思维特质的美学范畴。中国国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以虚代实，程式化，营造意境，都旨在诗意品格和高远境界。及至现代，宗白华先生的“意境”说，更是把中华美学精神这一文化基因的独特优势系统地由直观感想到活跃生命再到最高灵境、从写实到传神再到妙悟的美感路径论述得丝丝入扣，从而达到以美境高趣来引领人格的提升和人性的化育。可见，对包括中华美学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何等重要、何其必要!
Q 张：近年来，您在总结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的论述的丰富内涵、时代特征、现实针对性、美学意义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化人养心”的文化建设主张，请您就此进行详细解读。
仲：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的论述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与任务、内涵与主旨、标准与生态、道路与方向、继承与创新、人才与队伍等重要课题指明了方向，绘就了蓝图，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结合中国具体实践的最新理论成果，一旦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所掌握，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精神正能量，铸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辉煌！就此，我尝试着提出“以文化人，以艺养心，以美塑像；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 这24字的文艺建设目的论及文艺繁荣方法论主张，与文艺理论家与创作者共勉。
我们文艺建设的目的应该是化人、养心、以美塑像的，如果忘记初心、目的不明，势必走向“化钱”“养眼”“以丑毁人”的另一面。就“化人”而言，文艺作品“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检验文艺作品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其是否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应当通过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然后靠高素质的人去保障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万万不可急功近利地让文化直接去化钱，甚至以牺牲人的素质为代价。否则将来低素质的人会把你搞上去的经济吃光花光消费光的。新时代应该自觉地加大对文化的投入，反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提倡“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这才是智慧的文化经济学。就“养心”而言，从艺术美学角度看，一个亟须澄清的误解是：误把观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一时快感，当成了艺术创作理应追求的精神美感。艺术当然要给受众以快感，绕过快感就成了说教，那不是艺术，但正如柏拉图所言“过度的快感会扰乱人的心智”，仅仅止于快感，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活动。有的作品连养眼的快感也说不上，是“花眼乱心”。精湛的艺术，必然通过快感达于受众心灵，令受众获得认识上的启迪、灵魂上的净化，求得人自身与外界的和谐，最终由快感而升华为美感。就“以美塑像”而言，环境塑造人，人也改造环境，任何精神生产(文艺创作当然包含在内)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自身的欣赏对象。如果以“三俗”作品甚至以“丑”来“花眼乱心”，堕入“三俗”之恶趣，其结果当然是毁人毁民族，是非常危险的。
要达到化人养心、以美塑人的目的，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应是方法论的正道。就“引领”而言，其反面是迎合。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如果从“人民群众是历史(当然也包括文化及其鉴赏活动)的创造者”的意义上讲，艺术创作应当充分尊重观众并服务于观众，这并没有错。观众虽然不总都是对的，但不尊重观众的作家艺术家却总是错的，但我们不能做“观众是上帝”的迷信者。文艺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难道去“工程”自己的“上帝”？鲁迅先生的箴言“改造国民性”岂不成了“改造”自己的“上帝”？所以这种尊重并不是不加分析地一味迁就、一味消极地适应，这种服务并不是顺从那种不文明、不健康的审美情趣。如前所述，消极地适应，无疑强化了有悖于现代化的落后的审美心理和情绪，于是，被强化了的这种审美心理和情绪，又进而反过来刺激创作者生产文化品位和审美情绪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这样，艺术的生产与消费之间部分地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就“自觉”而言，其反面是盲目，这在当前的表现就是习近平同志一针见血指出的文艺创作的盲目崇拜。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其结果必然是不能够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就“自信”而言，其反面就是自卑。如果文艺创作不能自信地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势必自卑而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西化”主张。应当看到，学习、领悟、践行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以来，文艺界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已经发生根本改观，但是距离新时代人民需求尚有明显差距。比如，创作上，有的作品还在任意任性地解构经典，消费历史；有的作品还在歪曲历史，丑化英雄，随意把坊间传说和靠不住的“口述记忆”搬上银屏、舞台或文学画廊……评论上，有的文章不是先“各美其美”，讲清楚这一艺术门类在我国的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然后再“美人之美”，以国际视野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民族先进文明成果为我所用，进而实现“美美与共”，将两者交融、整合创造出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艺，而是生搬西方文论或西方文艺套路，截割中华审美，无视中国特色文艺发展道路。凡此种种，均是文化建设上不自信的表现。
总之，我受人民养育，致力于文艺理论、评论工作凡四十余年，从文学而影视再及舞台艺术，是时代和人民培养的一名普通的“门门懂一点，样样都不精”的文艺干部。但我愿以满腔的热情拥抱时代、回报人民，讲真话，述真情，求真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自厚之，则天美之，只要勤思考、勇担当，人民和时代将赋予我们每个文艺创作者以广阔的舞台和崇高的使命。
*作者张金尧，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编辑：王丹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