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是人创造的，同时，文化又在塑造着人。一方面，文化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成果，不同时代的人继承了以往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而形成自己时代特有的文化内质；另一方面，文化又作为外在的社会“环境”构成了人之生存所必须依赖的历史条件，是人的“客体的主体化”所形成精神世界的因素，是人成为真正社会意义上的人的必由之路，以此为基点，人们又在不停地创造着、书写着人类历史文化的新篇章。人类的嬗变过程就是这样，在创造和发展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和发展着个体自身的文化。只要具有这种文化继承和创新能力的人的存在，人与文化之间的双向逆反的互动过程就不会终结。
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动物的、原始的、本能的、感性的，只有经过教育才能逐渐为文化熏陶而变成社会的、文化的、理性的人。文化熏陶就是教育哲学意义上的广义的教育，这不仅指学校教育，还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伴随着人一生的教育，其终极指向就是高度而全面均衡发展的感性与理性相和谐统一的人。简言之，文化的功能是“化人”。
人，是社会性存在， 必然也是历史性存在物——依存于其生活的文化环境。人的社会性、文化性是在其社会实践活动中历史地形成的，是社会历史的存在，那种认为人具有某种抽象、永恒人性，可以超越于任何历史时期，不依赖任何历史条件的先验地、抽象地、永恒地存在的观念是难以立足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人与社会的存在不是抽象的，社会是以不同的生命个体活动所展现的。人之存在的实质是依赖于社会而存在，人难以也无法超越一定社会的具体现实而超然生存，因此，也必然是这一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既然如此，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又对人的存在施加怎样的影响呢？
黑格尔认为，我们的“今天”包含着“昨天”和“前天”，构成我们现在的恰恰是我们的历史，他强调了人之存在的历史性和人之理性获得的“遗产性”特征，说明现实人的本质是由历史积淀而成，是现实文化的“客体的主体化”的产物。可见，人的成长不外乎就是一个不断社会化，即“文化—化人”的过程。
三
文化与人类之间形成的“人化”与“化人”的双向建构的过程，将人类对客观自然界的改造与对主体自身的改造密切地凝聚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地共同推进与提升到一个又一个新的阶段，由此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画卷。
文化的“客体主体化”进程实质就是人的“自在”状态迈向“自为”境界，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征程。人类正是在以往前人创造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基础之上不断书写着新的文化与文明的光辉篇章，为后人增加更为丰富和厚重的文化食粮。人类的这种不断进行的文化创造活动即是将自身主体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社会实践。在这个文化与人之间的互反建构的运动中，如硬币的双面一般互为表里、互相依存而不可分割。“主体客体化”则是我们在接受前人已有的文化遗产并“内化”为主体内在素质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而创造出新的文化，并将之汇入滚滚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中又成为后人的精神给养。因此，我们的文化活动既要依赖于现有的文化基础，作为现实的可能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同时代固有文化的束缚。由此而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诗篇。
文化与人的发展之间的互动性运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画卷，正如前人所言，“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个时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如此往复，就构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然依据已有的精神文化为逻辑起点和前提，同时，文化发展与进步应该面向先进文化、优秀文化，因此，文化建设又有其前瞻性预设。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繁荣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决定文化性质的关键。故此，以怎样的文化注入与引领社会日常生产与生活就成为当今社会无法也不容忽视的原则性问题。
今天，文化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又被赋予了崭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决定了我国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必然是以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以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集中体现当代中国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具体展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我们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而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作者杨杰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导
（编辑：王丹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