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电影学博士
2011年6月3日下午两点，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213会议室正在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丁亚平正坐在专家评委组的中间，担任专家组组长。答辩结束后，三位女博士纷纷喜极而泣，丁亚平微笑着见证这些博士人生中的重要时刻。担任着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教育研究机构的博导、兼职博导和教授，丁亚平每年要以这样的方式送走近30位博士生。
15年前，1996年11月11日，丁亚平2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顺利通过答辩，该文也成为中国第一篇通过答辩的电影学博士论文。丁亚平已经记不得有没有像今天的这些女博士那样，潸然泪下，与其导师深情相拥。但毋庸置疑的是，在1993年的那次邂逅，作为中国最为著名的老一辈电影史专家，他的导师李少白先生选择了一个好徒弟，丁亚平也同样选择了一个好导师，虽然在最初丁亚平对选择电影史作为自己的博士研究方向多少有些不情愿。
1993年，李少白先生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申请到了我国的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需要物色有志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学生。丁亚平当时任该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与李少白先生在同一个党员联合支部，并因喜爱电影和写作为人熟知。一次，李少白先生在路上遇到丁亚平，便对他说，“来考我的博士生吧。”然而，丁亚平从求学之始便对纯粹史料研究不感兴趣，但是碍于先生的面子并没有直接推辞。之后，在李先生的带领和力荐之下，丁亚平参加了几次老电影研讨会。研讨会上放映的老胶片电影中那厚重的历史感深深勾起了丁亚平儿时和读研时对影像的兴趣。权衡之下，丁亚平觉得或许于他个人求学生涯的现在式而言，读电影博士生是个不错的切入点，于是，他打定主意攻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影视学系博士。
丁亚平从上大学之初便对理论研究兴趣颇浓，但对李先生的历史研究不以为然，认为太过琐碎和枯燥。就读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期间，丁亚平读完了图书馆中能找到的所有理论书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和美学，古代艺术理论等多个领域；研究生阶段，丁亚平继续在文学理论的天空下驰骋。但当丁亚平在李先生的“强硬指导”下真正走进电影历史研究领域之后，他之前不以为然的历史研究却给了他意外的惊喜和收获。
博士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李老先生便给丁亚平和其另一同门分派研究方向：丁亚平负责40年代电影研究（1945-1949），其同门负责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研究（1940-1944）。随后让他们二人进入资料室中，把其中所有涉及自己研究领域的旧杂志等文献资料看完。丁亚平回忆道，对于整整一屋子泛黄的资料和破碎的杂志，你看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会觉得枯燥无味，但是当你看了三个月五个月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些资料已经不能满足你的需要。“这如同认识女友，一见钟情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在长时间的接触后，你终究会发现她让你动心之处。”经历一段时间的积累，丁亚平发现自己对于这个领域有了一种洞见能力，能够逐渐看清了一个人，一部作品，一个事件在整个历史环节中的作用。丁亚平说，这种史学训练对于学术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现在回想起来，丁亚平认为当初老先生对自己的指导还有另外的用意。李老先生招入博士生后，根本不跟学生商量，第一星期就给学生定立了研究方向。这种做法看似武断，其实是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而做的特殊安排。因为学生初入这个领域，对情况也不清楚，如果让学生自己选题，半年一年可能都没法确立下来，浪费大量的时间。对一个领域的持续关注是成为此领域专家的重要前提。丁亚平说，一个青年学生在电影史领域研究十年，可能才会小有成绩，而这种导师直接帮学生定选题的做法，避免了前期学生选择研究方向的过程中较高的时间成本。
其次，最好的学习研究方法就是自己大量看资料而非开列书单。丁亚平说，现在有同学经常来找他询问书单，如果真的想帮助他的话，丁亚平会告诉他，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去找书看。大量阅读相关资料、书籍是学术研究的必经之路。读书有技巧，同学们往往会因为这是老师书单中的书籍而仔细阅读。其实，快速和大量的阅读才是正确的方法，精读最大的问题是思维不活跃，视野很难打开。最好的阅读方法应该是自己在很短时间内读了很多本书之后，主动找老师讨论，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你读过的那些书大部分与老师的书单不谋而合。自己读过的书才是最高明的书单，而这些在李老先生 “逼迫”他俩博士生翻完旧杂志中就基本完成了。
凭着这些治学方法和对研究领域的持续关注，入行不久，丁亚平迅速得到了业界认可，并成为公认的中国电影史专家。他不久前刚刚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推出了两卷本的个人著作《中国当代电影史》，系统、深入地探索风靡中国观众的当代电影的发展历史过程。他还先后出版13部独撰专著，《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中国电影文化史评》、《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等，影响颇大；在《文艺研究》、《当代电影》、《电影艺术》、《中国电影报》等报刊发表学术文章300多篇，其中多部（篇）获得国家级及部级奖励和荣誉。他多次成为 “华表奖” 、“金鹰奖” 、“五个一工程”评委，目前还兼任广电总局等部委影视审查委员。而丁亚平的同门在业界也都有不凡的表现。丁亚平说，李少白先生一共招了五个博士，现在个个是这个领域里专业的研究者，取得了各自的成绩，这是一段很难复制的传奇。
“晚六朝十二”
在网上搜索丁亚平的著作，大部分是关于电影史人与事的研究，但却有一部与其他各著作都不相同。《艺术文化学》，一本试图打通所有艺术门类的宏大艺术建构，这部研究成果最终获得了首届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作为国内较早打通所有艺术门类的专著，该书后来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在申请相关学科时的重要成果，在国内不少艺术院校组织的专业招生和教学工作中，此著成了必读书。丁亚平本人也在无意之中成为这个领域的开拓者。
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丁亚平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研究室主任希望能够把研究室改成艺术文化研究所，需要一个论证报告。丁亚平受命后把原本仅需不长篇幅的报告一口气写了六千多字，虽然最后该设想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批准，但这却给丁亚平一个新的机会。
写报告时，丁亚平发现中国艺术研究院学科涵盖了美术，雕塑，戏曲，好用的足球竞彩app，舞蹈，文学等十几个门类，但是各研究所室之间鲜有交流。艺术起源于生活，从根本上来讲，其间有很大的共通性和相互借鉴之处。在丁亚平看来，打通各大门类不仅必要，而且有趣，也能够以自身的感知以及自己在本科时积累的大量理论，透过多元视角加以实践。
丁亚平随即将这份报告的成果分拆添补润色后投寄给刊物，《文论报》、《文艺研究》等报刊杂志将其发表在头条或较重要的位置。丁亚平虽然自上大学之始便是“投稿专业户”，曾扬言要把“北京所有的刊物发遍”，但这次投稿经历却给了丁亚平极大的鼓励。不久后，丁亚平正好遇到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申报，他便以此为课题提交申请。由于该研究在艺术科研领域具有开创性和重要意义，他的课题一试便成。之后，丁亚平开始了整整一年多的“晚六朝十二”的生活。
丁亚平回忆说，当时住在恭王府的集体宿舍活动板房中，房屋的隔音效果很差而且平时常有人拜访，写作思路很难顺利进行。丁亚平于是调整作息，晚上六点开始睡觉，夜里十二点起床，这样就从凌晨到清早有六个多小时的写作时间，“这段时间非常安静，而且是后半夜，精力极好”。丁亚平通常在前几个小时整理自己平时摘抄的卡片，上面详细标注了所看书籍的思路，结论和引证例子。在天亮前的一段时间专心写作，每天只写一千字。“理论文章极其难写，不可能写得很快。写得快要么只能是大段引述，要么行文逻辑就很难清晰。”每天一千字，三百多天的积累，30余万字的《艺术文化学》最终出炉。
这本著作不仅斩获国家级社科类大奖，还让丁亚平结识了许多艺术学和艺术文化学的朋友。在一些艺术学的研讨会上，时不时有相关领域专家会提到丁亚平当年的这部著作。很多朋友之前根本不相识，但是别人一介绍说，这是《艺术文化学》的作者丁亚平，便有了旧友相逢的错觉。至今，虽然艺术文化学研究早已不是丁亚平研究的核心领域，仍有专家会邀请他撰写相关学术文章。让丁亚平感到欣慰的不仅仅是自己曾经的努力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而是自己在兴趣之上推动了一个学科的建设，为这个领域做出了贡献。
电影人生与人生电影
30年前的寒暑假，当时的丁亚平小学五年在读，在离家20公里外的一个砖窑打工为贫瘠的家里挣钱。这是两年来家庭加诸他身上的要求，每个周末和寒暑假的生活状态都是如此，他上课之余几乎都在窑厂、筑路工地上度过。一天午后，暴雨如注，一辆自行车驮着小丁亚平紧急回家。因为爸爸的兄弟病危，已经躺在堂屋里，只因未见到其侄子，伯伯口中一直念着丁亚平的小名而不肯咽气。伯伯的家中有两朵金花却无男丁，当小丁亚平来到伯伯面前时，伯伯气息微弱地问，“我死了给我烧纸不？给我烧纸吧。”丁亚平过了许多年都难以忘记那个时刻。在那一年，丁亚平还同时失去了母亲和姑姑。“一切都是那么清晰，这些场景几乎成为了童年苦难的符号。”观照以前，这些都让丁亚平觉得现在的一切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虽然身兼多职，但作为博导和兼职博导，丁亚平还是坚持隔周召集其门下弟子们开研讨课。这种做法其实受到了其在广院时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赵凤翔先生的影响。作为一位著名的传记作家和优秀的女学者，赵老师隔一段时间便会不辞辛苦，亲自带领着自己的弟子们到北大，北师大等高校去交流，到严家炎等知名学者的家里去听大师讲课。这种良好的交流氛围下，丁亚平扩大了自己的视野。丁亚平说，在北京求学时遇到了两个好的导师，他们不仅有开阔的眼界和大家气象，在学术上给予指导，让自己的学生少走弯路；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经验，在做人做事上予以一定的指导。丁亚平也一直非常欣赏这样的学生，做事认真，善于自我协调，即使面临诸多困难也能够坚持到底。二者相结合，他说这也是他多年来能够有一定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采访时，我总是非常羡慕眼前这位学长前辈，他是如此幸运，能够将自己的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05年丁亚平赴美参加百年中国电影研讨会和展映活动，签证官得知他是一名电影研究者时，露出艳羡的神情，“我最喜欢你这份工作了，既能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又可以工作。”连丁亚平十六岁的女儿也经常说自己以后要跟爸爸一样，做电影研究者。丁亚平却说，这些其实都太理想化了，工作自有其快乐，但有时也很辛苦。作为审片委员，他每年要看200部左右的中国电影，约占中国每年电影产量的一半，但大部分的电影仅仅是电影史传记，执行产业、市场发展与流离的辩证者，未必都具有可看性。
“我从电影学博士生学习走到了现在，所走的路是颠簸骑岖又满怀感恩。”那么，真正吸引丁亚平走下去的原因是什么？是对真实、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24年前，丁亚平从广播学院毕业时毅然放弃进入政府部门，放弃进入高校，放弃进入CCTV时，答案在丁亚平的脑海中便已经清晰无疑。一篇文章曾经评价丁亚平，“他一直在用真诚和善意来书写作品。”丁亚平说，当你把学术作为你命里愿意为之终生付出的事业时，你就会明白如何求真，并且将真诚和善意贯穿在生活的始终。
现在，丁亚平觉得自己太忙了，虽然自己已经尽力在协调，还是会有太多的事情支不开。如果真的空下来的话，丁亚平说，他想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诗意。“我说了你可能会想笑，最想做的事情是发呆，或者坐在老家的河边，看看太阳在河上日出日落。”电影与学术，既观照历史，也反映现在，两者以如此面貌同时显示在自己的生活中。看过了银幕上的人生，丁亚平现在想好好把人生这部电影细细回味。（作者：唐中科）
（新闻网学生编辑：黄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