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学步，终于创新”是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发展的逻辑脉络。此间，文艺理论逐渐摆脱了诸多“他者”的“强制阐释”的束缚,通过不断反思和校正前进航标，步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应有轨道。
中国的文艺理论发展一路风雨兼程，走过了四十年的征程。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史步伐相一致，中国文艺理论在不懈探索中，由“邯郸学步”式的模仿逐步走向自主创新。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历经种种曲折甚至屡次陷入误区。因此，在已有的理论格局中，如何博采众长，积极借鉴世界文化成果，传承光大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综合创新地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的能够借以应答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各种现实问题的文艺学理论体系，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一、 历史与现实：新时期文论发展脉络
新时期四十年，是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系列重大关键性转型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世界局势瞬息万变——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文化，都随着科技革命产生裂变。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需要从百废待兴中逆境奋起，社会亟待诸多方面的转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化，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新时期文艺研究也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人们在清理和修正以往思潮造成的诸多偏差的同时，也将视野转向海外，积极地译介、汲取西方的各种理论学说，由此揭开了新时期西方文艺理论绍介、传播历程的帷幕。
宏观地看，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发展轨迹是：对照西方流派林立的观点、学说，学习、反思自身理论的局限性，在借鉴与探索中试图构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在西方文艺理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艺理论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学者由“化—中国”（他者阐释）模式到“中国—化”（主体阐释）模式的自主创新意识日益增强。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的肇始有其特定语境。众所周知，新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带有浓厚苏俄印记，强调文艺创作与文艺研究的社会维度。由此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双面性：文艺关注社会现实，充分发挥了文艺的社会意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文艺活动变成了“时代的传声筒”。一元化的思想观念与一元化的文艺政策，严重地束缚了文艺活动主体的观念，消减了主体创作的主观能动性。
因此，文艺思潮与文艺理论的西学东渐成为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方的理论拓宽了我们的研究的视域，丰富了研究的方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对西方文论的照搬照抄、机械移植和简单套用，主体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明显不足，文化自觉意识远没有形成共识等问题。由此可见新时期文艺理论在建构过程中存在着原动力不足的情况。
二、借鉴与博弈：他者阐释抑或主体创新
回首新时期四十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主体创新意识缺位，对“他者阐释”的迷恋，甚至“言必称西方”，必然导致中国文艺理论“失声”和理论家主体创新“不在场”。受西方反本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文艺理论在一段时间内摒弃了对研究对象的“本质”的形而上的探讨，由反对“二元对立”，到解构认识论中的主客体关系，再到文艺理论中放弃对基本原理与基本概念的理论探寻等。虽然这些错误呈现形态各异，但通过剖析就会发现，出现上述理论失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缺少坚实的哲学根基；另一方面是方法论意识的淡薄。
我们在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和运用中，常常不加批判地将其移植到中国，例如，解构主义提出的消解“逻各斯主义”“本质主义”的弊端主要有：其一，在事物的存在与本质关系问题上倒置，认为本质优先于存在。这个“本质”拥有“道”一样的永恒性与此在性；其二，在方法论上，本质主义认为矛盾双方中的某一方具有主宰地位，另一方则处于被主宰和被决定的地位，机械、简单地对其进行二元划分。反本质主义误将“本质”等于“本质主义”，将二者混淆，认为“本质问题”的探讨是无法言说的，于是，理论探讨不再追究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放弃了对基本原理与基础理论的探寻，把现象和本质混为一谈，在文艺理论研究中放弃对文艺的基本规定性的阐释。
文艺学研究需要哲学做基础，然而，如今西方的文艺理论惊世骇俗地高呼“上帝死了”“作者死了”“理论终结”。诸如“美的本质”“文艺的本质”等形而上的理论问题都成为了不能言说的“伪命题”，形而上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呈现出与哲学彻底分道扬镳的一种发展趋势。这种倾向必然导致有关文艺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的探讨不断“边缘化”“不在场化”。
方法论意识的淡薄也是“他者阐释”盛行、“主体创新”缺失的一个原因。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是在对教条主义的反思中进行的，但是，用以攻击的武器却是新的教条主义，由以往的全盘否定西方文化的教条主义做法，滑向言必称西方，忽视、轻视乃至蔑视中国自身理论的新的教条主义；由极端奉行单一化的文艺路线走向恪守某一学说的新教条主义。如有的研究给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贴上“外部研究”的标签，认为无法实现对语言、结构、修辞等诸方面规律的文艺本体的探究，于是转向“时髦”的形式主义的“内部研究”模式等。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研究模式，虽各有优势，但也存在片面性，在反对原有的教条主义的同时，表现出新的教条主义，影响和制约了文艺研究的健康发展。
科学的理论立足于科学的方法论之上。通过博采众长，采用不同的理论学说与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来揭示、阐释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实现构建我国当代的文艺理论才是应有的道路。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更应该与中国当下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现实基础相适应。因此，走出“主体阐释”欠缺、理论建构不足的困境，需要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主体担当文艺理论创新的重任。
